城市化过程带来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多种风险胁迫，对城市化区域生态系统的结构、过程和功能产生不利影响，引发城市内涝、面源污染、热岛效应和生态系统服务损失等问题。科学地评估城市化导致的生态风险对区域生态系统管理和可持续发展规划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耦合蒙特卡洛模拟和Copula 模型构建了生态风险概率模拟方法，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当量因子法和熵权法等建立了综合生态风险评价方法，以北京市为案例，评价了城市化区域水环境生态风险和生态系统服务损失风险，应用动力学模型分析了城市化对生态风险的驱动作用，基于驱动因素分析结果探究了生态风险管控策略，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北京六环内地表径流风险概率、总氮面源污染物负荷风险概率和复合风险概率的均值分别为0.33、0.44 和0.23。三类风险在研究区域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但表现出较高的空间异质性和明显的城乡梯度特征。三类风险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25% (地表径流风险)、32% (总氮面源污染风险)和43%（复合风险)，复合风险是总体上最主要风险类型。
      （2）北京市的综合生态风险平均水平在2005、2010、2015 年均处于低风险接近中等风险的水平；高风险区域主要集中于城市区域，低风险区域主要在北京市西部和北部的山区。2005 年到2010 年北京市高风险区域面积大幅并向周围扩张（从4267km2 增加至5324km2），低风险区域面积显著下降（从7998km2下降至7056km2）；而2010 年至2015 年高风险区域扩张速度明显放慢（从5324km2 增加至5479km2），低风险区域面积变化不大。
      （3）人工地表扩张、经济增长和人口增加在三个年份对生态风险均有显著的驱动作用，人工地表率对应的Logistic 模型的拟合标准化系数远大于GDP 和人口，说明人工地表的扩张是导致2005 年到2015 年北京市生态风险显著上升的主要驱动因素。经济驱动力和人口驱动力在时空上呈现异质性，2010 年之前，GDP 的模型系数大于人口的模型系数，说明经济发展相对人口增长是更为主要的风险驱动因素，而2010 年以后，北京市人口增长的驱动作用强于经济增长，主要原因可能是2010 年后北京市产业转型和北京市进一步增大的人口压力。
      （4）风险管控策略分析表明北京市最重要的生态风险管控措施是控制人工地表的扩张，当人工地表率在40%以下时，不需要对人工地表率特别管控，当人工地表率在40%~70%之间的管理弹性最大，应实施人工地表率的控制与其他措施相结合的风险管控策略，当人工地表率大于70%时，只能通过降低人工地表率来降低生态风险。此外，北京市应通过提高人口与经济的土地利用集约化水平来控制生态风险的增长，从而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双赢”。